本文转自：人民日报客户端李凯旋年6月-9月初，医院放射科外派干部，在甘孜州皮肤病防治院对口支援。9月5日上午，即将结束对口支援驻地任务的我在当地医生康平的陪同下，到海螺沟四号营地医务所完成最后一次调研。没曾想，这一待就是“三天两夜”；没曾想，这短短的49小时竟成为是我这一生中最难熬、也是刻骨铭心的时光。9·5泸定大地震发生时，我们正在海拔米的四号营地（索道上站），同时还有27名游客和9名工作人员。当日12点52分，四号营地海螺沟冰川后方传来连续巨响，随之是剧烈的上下震动，我们全被抛在了地上。等稍微定神往远处一望，看到整个海螺沟冰川冒起巨大白烟。瞬间，电停了，手机没信号，缆车停运了，大家意识到——发生地震了。由于四号（上站）与三号（下站）营地之间只有索道交通。大家被营地工作人员安置在候车室内，把希望寄托在三号营地的发电机，如果发电机工作了，缆车就能启动了。时间在一点点流逝，下午三点，天上持续下雨，气温骤降，原本稀薄的空气越发稀薄。我观察着大家，心里有种隐隐的担忧：照此下去，大家还能坚持吗？在这种非常时期，个别紧张情绪是正常的，但最可怕的是集体性精神崩溃。真是怕啥来啥，果然，有几名游客按捺不住了：“工作人员，这里是不是地震带？”“氧气这样稀薄，气温这么低，我们会不会冷死？”“三号营地会不会把我们接下去？”……场面一时失控，乱成一片。我看着大家，内心曾有一瞬间的犹豫和害怕，但长期以来医生的职业素养战胜了对余震和未知的恐惧。作为放射科医生，我们虽然日常不参加一线急救工作，但华西人毕竟经历过汶川地震以及数次地震救援、经历过新冠疫情的各种应急状态，我知道，此时应该是我站出来承担起所有人员的医务保障工作的时候了。于是，我和康平与四号营地工作人员取得沟通，决定立即搜集急救站医疗物资，准备应对游客可能出现的突发健康状况。随后，我在候车室对大声介绍说：“各位，医院放射科医生，虽不是急诊科专业医生，但竭尽全力帮助大家。我们的形势并不是大家想象那么糟糕，三号营地正在发电，看能不能用把大家运到三号营地。同时我们要做好最坏打算，今晚在山顶过夜，防止失温，做好自救。”也许是我真挚的语气大家滋生了对我的信任，我和康平趁热打铁，对大家做了基础性疾病调查。不问不知道，一问吓一跳：27个游客中高龄老人4人，高血压4人，心房纤颤1人，疑似骨折1人，红斑狼疮1人，还有1个神经性皮炎。更糟糕的是，所有患病游客都没有带药上山。情况真是不容乐观！我们预计全员可能在山顶过夜，发生高原反应的可能性极大，于是在工作人员帮助下到急救站收集医疗物资和氧气罐。我们一起对游客进行宣讲，统一安抚心情，告知高寒地带可能发生的身体状态，嘱咐保持温暖干燥，防止失温，避免情绪激动和过多运动。我们跟工作人员取得进一步沟通，建议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转移到更低海拔，否则部分游客夜间出现生命危险的可能性较大；嘱咐大家喝热水，烤干鞋袜，用塑料瓶装热水给老年游客取暖，组装闲置沙发以供过夜。三号营地启动大型发电机后，我们根据工作人员安排，护送四位高龄游客乘首趟车率先下移，途中我们脱下了羽绒服给瑟瑟发抖的老人裹上。当缆车经过正在塌方山坡时，有老人过分惊恐并摇晃车厢，我们立刻对他们进行安抚。下午4点50分，大家乘着缆车到了三号营地，原来认为到了三号营地还会继续下行的四号营地部分人员躁动了：“还是下不去，这不是一样没救吗？”“看起来，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挨冷受冻。”“我们好久能下去？拿句话出来说。”……不良情绪犹如星星之火，让原本比较安静的三号营地因为这批“不满者”的到来变得怨声载道。到了三号营地，我们发现应急救援场所有游客、科考人员和工作人员72人，汇合原四号营地的36人，整整凑齐了“水浒将”。这么多人，如果不统一思想，那将乱成一锅粥。此时，必须要有组织来做好大家工作，海螺沟管理局工作人员牵头组织包括我和康平在内的21名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，根据安排，我们为大家的身心健康“保驾护航”。我和康平又客串了一次“心理医生”，重点

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hailuoe.com/hljz/13681.html